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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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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admie

本书是对东欧观念的一次全面审视,从文学、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多维角度,围绕东欧作家的问题意识,疏理和分析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些思想型、知识型的作家面对传统价值消亡的现代危机,在强调生活世界的同时,重新追寻失去的意义,探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现代性等时代重大问题,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强烈不安,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与西方现代主义迥然相异。东欧观念深刻表明,人类的精神活动总是处于经验与超验之间,向着地平线前行的征途上,既布满陷阱,又充满希望。

本书是对东欧观念的一次全面审视,从文学、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多维角度,围绕东欧作家的问题意识,疏理和分析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些思想型、知识型的作家面对传统价值消亡的现代危机,在强调生活世界的同时,重新追寻失去的意义,探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现代性等时代重大问题,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强烈不安,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都与西方现代主义迥然相异。东欧观念深刻表明,人类的精神活动总是处于经验与超验之间,向着地平线前行的征途上,既布满陷阱,又充满希望。

“正是这种包含着超验意义的自由概念给了他们极大的道德勇气,甚至甘愿为之受难,并最终促成了制度转型。”

景凯旋,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弗瑞曼基金访问学者。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东欧文学,著有《唐代文学考论》(2012)、《被贬低的思想》(2012),译有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1987)、《生活在别处》(1989)、《玩笑》(1991)及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1999)、《布拉格精神》(2003)、《地下》(2010)等,此外还发表论文及书评若干。

本书讨论了 20 世纪东欧知识分子的观念,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书中分析的几个具体对象都是文学家,这是因为在缺乏自由秩序的环境中,文学家往往会更多地承担起其他人文领域的职能,成为思想的代言人。如果回顾东欧的近现代文学史,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东欧作家很少创作消遣的作品,他们总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现实生活和人的命运。在这几位作家身上,同时还有着知识分子喜欢思考的气质。就他们的问题意识而言,可以说是围绕着多元性与普遍价值的关系展开,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也是对整个现代性危机的回应。

与西方的主流思想界和文学界不同,东欧作家对现代性的批判,其显著特色是关注道德善问题,以此反抗非人化的现实。这与他们的历史境遇有关,两次极权统治使他们体验到个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孤立无助,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被彻底剥夺自由以及这种生存状态下人性的扭曲和毁灭,他们的感受是如此深切,以至于在他们看来,西方知识分子对商业社会的批判是肤浅的。这种看法甚至形成了一种知识上的自信,就像米沃什所说:“在对当代局势的理解上,东欧人的成熟度是那些未曾有过任何特殊经历的国家的居民无法相比的。” 东欧知识分子在思考当代的危机时,将极权制度的产生看作一种现代性现象,并在批判这种现代性的同时寻求解决的办法,那就是重申西方文化悠久的传统观念,相信人首先是一种伦理的存在。可以说,东欧观念首先是一种伦理学。在东欧知识分子看来,人类的基本伦理有着永恒的普遍的标准,超越于现代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利益之上,而各种现代性理论和实践对伦理的无视恰恰是导致冲突和暴力的主要原因。

西方文化的源头即希腊和希伯来文化。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现代性亦即世俗化的进程,从前主客体统一的价值秩序开始衰退。现代性既带来科技进步、世俗权力和民主法治,同时也带来两次极权制度的灾难,表明它所要求的对人的服从比对神的服从更容易遭到滥用。由于现代性祛魅的内在悖论,今天的西方仍然只能在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两种思维模式之间摇摆,表现为在价值一元与多元之间的摆动,而每一次摆动都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东欧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文化属于西方文化,但他们既不认同理性主义的价值绝对,也不认同非理性主义的价值相对,而是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问题转变为经验与超验的问题,在西方观念史的框架中寻求一条新的进路。按照英国学者拉瓦斯汀的说法,就是:“一方面承袭了某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浪漫主义批评,表现为不含民族主义倾向的对文化多元性的一贯坚持和尊重;另一方面继承了启蒙时期的普遍主义,表现为不含等级倾向的将个人尊严视为最高价值。”

因此,东欧观念的主流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普遍主义,在价值差序的格局中,强调生活的多样性,同时将个人尊严视为最高价值。在这一点上,昆德拉、哈维尔和克里玛都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尽管他们对个人尊严的内容与形式的理解有所不同,这使他们的观念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形态,很难用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二分法去概括。

昆德拉曾经是一位具有浪漫情调的诗人,对新时代无限憧憬,但他的怀疑主义本性不久就使他意识到,生活的目标不等于历史的目标,为了历史目标而压制个人自由是荒谬的。他采用反讽的态度去反抗一致性的现实,强调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并把人类追求意义世界的浪漫激情视作“刻奇”,认为正是这种过度的情感及过度的伦理导致了极权土壤的产生。在世界观上,昆德拉的个人至上观念基于理性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但他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又近于浪漫主义思维的特点——强调多元性,拒绝一切普遍价值的学说。可以说,他是一位经验理性主义者,认为个人尊严源于经验世界中的个体生命,个人自由即意味着完全独立于社会。他继承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怀疑主义,却排拒了启蒙先驱者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和道德诉求。

哈维尔的理性主义恰恰相反,他继承的是启蒙时期的整体性思维模式,认为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理式,但这个终极理式不是理性主义主观思维的世界秩序,而是超验的客观实在,他将其称为“绝对的地平线”。因此,虽然哈维尔是一位荒诞派剧作家,在世界观上却具有一种宗教超验的倾向。在他看来,生活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生活世界是多样化的呈现,而制度目标却要求一致。他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的理解与昆德拉不同,昆德拉认为“生活世界”是指纯粹的日常生活,哈维尔认为还包含了生活是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即从前的主客体统一的“自然世界”的图景。在这个整全的图景中,各种相互矛盾的价值具有统一的形而上根源,对此的认知不能依靠理性,而必须依靠良心。也就是说,个人尊严不仅意味着自由,更意味着良知和伦理,以及个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这使得哈维尔身上具有一种反抗极权的道德勇气和浪漫主义色彩。他所提出的“生活在真实中”便是对个人尊严的阐扬,包括日常生活的自由和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这种绝对真理不是无视人性的各种理性或非理性的学说,而是把人性看作不完美并有着崇善的倾向,从而避免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生活在真实中”这一命题曾得到东欧各国知识分子的共鸣,经历了极权统治对人心的摧残,他们深刻地意识到现代的危机就是意义的危机,认为只有在世界观上回归整全的“自然世界”,相信意义也是一种事实,才有可能抵制现代人的道德虚无主义。

克里玛的思想更接近哈维尔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观念,他们都是“布拉格之春”后坚持“萨米亚特”写作的作家,其特点是在强调多样化生活的同时,重新寻求普遍价值。在克里玛的思想中,有一种适度的成分,兼具理性与浪漫素质。他对极权的反抗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人的存在具有经验与超验的二重性,这构成了人类个人尊严的基础。这种二重性往往表现为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位典型的人文主义者,对于人在不自由环境中的道德扭曲既抱有幽默的同情,又持有批判的眼光,因而更多地关注人的内在的不自由。这种不自由源于人们将“日常规则”即对物质生活的迷恋视作最高价值,它在本质上不属于自我意识,而是自我丧失,从而使得人们生活在谎言中,变得越来越自我封闭,失去了与世界的真正联系。在克里玛看来,现代理性主义的世俗信仰取代了宗教信仰,却没有建立起永恒的、普遍的价值,无法真正解决人生问题。于是,对封闭社会的反抗和对道德价值的关注便归结为恢复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主题,这种亲密关系不是制度所强迫提倡的集体生活,而是植根于心灵深处的交流。克里玛提出的“相遇”问题,实际上就是爱的观念。换言之,克里玛相信存在是有意义的,拒绝接受现代人以荒谬来表现对理性的形而上失望,他将人生视作一个不断寻求意义的过程,认为人类的希望即内蕴其中。

本书对三位作家的分析表明,东欧知识分子的思考始终围绕着道德和良知问题,他们对个人尊严和普遍价值的坚持既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传统,也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念,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思想。在柏拉图那里,人的灵魂包括理性(真理、知识)、情感(征服、统治)和欲望(利益、享受)。其中情感和欲望属于人的本能,理性则源于形而上的事物,它规定了人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本能,而是寻求永恒真理、正义、智慧与爱。而现代性的特征就是将人的本能上升为最高价值,基于此,在现代历史上形成了各种关于权力与权利的学说,并程度不同地影响到社会的伦理水准。如本书的论述所示,东欧观念正是围绕着真理、欲望与情感的关系而展开,重新思考经验与超验在生活中的作用。

在这方面,哈维尔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甚至认为当今世界围绕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政治是有问题的,极力主张道德的政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观是建立在世俗多元社会和个人自律的基础上,属于规范性的诉求,而不是结构性的设计,因而哈维尔并没有对此进行更多具体的探讨。尽管如此,正如朱利安·班达在 20 世纪上半叶所指出,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诉求抽象和普遍的价值,因此,尽管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从未能够阻止仇恨和杀戮,但却阻止了人类社会形成崇恶的观念。只是到了现代,人们才开始公然宣扬恶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东欧知识分子不是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而是朱利安·班达意义上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要恢复人的同一性,恢复道德的完整概念。

法国抵抗诗人雷内·夏尔曾有一句名言:“留给我们的遗产没有任何遗嘱。”这句话道出了现代性危机的真正原因,即与传统价值的彻底割裂。如本书所示,东欧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在寻找这份西方文化的遗嘱。他们从中寻找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良知才是自由的灵魂,自由的观念如果不是植根于普遍伦理,那么人的解放就必然会变成对他人或自身的奴役。换言之,在极权国家,最大的奴役就是剥夺人的道德观念,而最大的道德沦丧则是谎言成为生活的日常规则,人人都生活在谎言世界中,变成没有个性和人格的人。昆德拉所表现的历史玩笑、互相迫害、渴望价值又无法区别价值的“刻奇”,哈维尔所指出的人们执念于表象世界而没有能力将自己从中解救出来,克里玛所描写的人的孤独与隔膜、终极亲密与相遇的难以企及,无不是在显示现代人的个人自由与尊严是如何丧失的,以及什么是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东欧作家将自由与伦理联系起来,给自由概念重新赋予传统的超验维度。就此而言,他们的自由观念在价值上属于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功利观念不同,强调善与恶的绝对区分,因而具有一种积极自由的倾向。正是这种包含着超验意义的自由概念给了他们极大的道德勇气,甚至甘愿为之受难,并最终促成了制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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