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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斯蒂尔-帕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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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admie

克里斯·斯蒂尔-帕金斯(左一)与韩雪(右一)交流,主要问韩雪父母的近况及韩雪以后的梦想。

ChrisSteele-Perkins(帕金斯):两岁时随父亲从缅甸搬到英国,在天主教医院办的学校里读书,随后在纽卡斯尔大学攻读心理学,同时在校报兼职。一离开学校就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并搬到了摄影行业已经成熟的伦敦。197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摄影集《TheTeds》,并凭此加入马格南图片社,开始了在第三世界国家全新的摄影历程,将关注点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中美洲以及黎巴嫩等地区。1992年出版的《Afghanistan》记述了他对阿富汗的四次访问拍摄。

在与第二任妻子MiyakoYamada结识后,ChrisSteele-Perkins明显显露出对日本的浓厚兴趣,并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出色的以富士山为主题的摄影作品,随后出版的还包括2001年私人日记《Echoes》以及第二本以日本为主题的摄影画册《TokyoLoveHello》。

ChrisSteele-Perkins:我应元纪实之邀进行了本次拍摄项目。他们正试图在NGO和纪实摄影师间搭一座桥梁。我过来协助他们更加有效地利用图像进行宣传。他们做的许多工作都非常重要,但了解的人并不多。所以希望我做的事情能够帮助到他们。我们探访了中国农村的生存和教育现状,并且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藏区边缘以及十分偏远的地区。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并且收获颇丰的旅行。

ChrisSteele-Perkins:不是,曾经到广州进行过关于垃圾回收项目的拍摄。中国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特征。斯蒂尔用一个词概括的话,那就是令人着迷。

ChrisSteele-Perkins:之前不了解太多关于藏区的知识,也没带特别多的东西,主要带了相机和一双舒服的鞋。元纪实的田麒和庞健为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ChrisSteele-Perkins:穿梭于乡间的小学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历,这里有几个方面引人注目。我很惊讶“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仍很普遍。西方在二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但现在已经逐渐被更加灵活的教育方法所替换。另一面则是班级里学生的数量,我曾看到一个班级里有60个孩子,我认为30人的班级在英国就算很大的了。而在偏远的山村,情况则恰好相反。因为学校处在非常偏远的地方,通常那里有8、9或10个孩子。

ChrisSteele-Perkins:用我自己习惯的图像语言。我当然会通过翻译和拍摄者进行交流,有时要两个翻译,因为当地人不会说汉语。我会问他们的生活、希望、以及生活现状。

ChrisSteele-Perkins:一个月左右吧,走访了许多许多学校,也记不清具体多少所,大概拍了一万多张,可能还要多。

ChrisSteele-Perkins:有个叫韩雪的女孩,12岁,读5年级了。她想长大后成为一名老师,她的哥哥患有小儿麻痹症,在家里韩雪经常帮哥哥翻身。她的奶奶同时还要照顾4个孩子以及韩雪叔叔家的小孩儿。

另外还有一个被请来北京参加活动的卓玛。卓玛的母亲因为和父亲包办婚姻,因此婚后生活并不快乐,最后选择了自杀。父亲再婚后就不再管卓玛了,卓玛一直和姥姥生活。姥姥家自己有一片草场,每年出租出去有4000块的收入。为了卓玛上学他们就从别的村子搬到现在卓玛的学校附近。房子是租的塑板房。

他们在困境中挣扎着,他们甚至无法为家中通电,卓玛和姥姥相依为命,在苦难中尽一切可能求生。

ChrisSteele-Perkins:在沙溪古镇外,一家人正在干农活,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坐在轮椅上看家人干活。首先这张照片里的情景最让我意想不到,同时,这里表达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成员间所富有的同情与爱。他们一同在地里干活。当然了,我也非常喜欢照片的构图和颜色。

ChrisSteele-Perkins: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我了解到他们仍然为了一两美元的日收入而劳作。有时甚至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甚至14个小时。这真的非常艰苦,他们的工作很难。所以我并不对很多人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的选择感到惊讶。我相信城市中的大多数工作都会比在地里干活轻松的多。

ChrisSteele-Perkins:村子里的教学点让我印象深刻。教学点里的老师可以支配的资源很少,他们却付出很多,也很辛苦。大一点的学校条件都比我想象的要好,但是这里的学生数量也要多很多。

刚才提到的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其实全世界都在用,但也只是“教育”中的一部分。培养孩子具有创造力的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学校有文体类课程,他们讨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但是我觉得大多数学校可能对于死记硬背式的教育太过于依赖。

ChrisSteele-Perkins:英国比中国小太多了,因此中国的孩子要走好远才能到学校,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凸显。在英国,小一点的乡村学校很容易保持,他们有很高的教学质量和少量的学生。

在中国农村,有一些孩子家庭条件还可以,但是有很多条件十分艰苦的家庭,比如卓玛家,家长进城打工,她只能和老人在一起生活。我碰到很多家庭有此现象,但我不知道具体的统计数据。不过我能看出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问:这些孩子在中国有个名称叫“留守儿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全国大概有5000多万留守儿童。数字或许还在逐年上升。

ChrisSteele-Perkins:留守儿童这个现象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麻烦,大部分高速发展的国家都有此问题。对于中国来说,遥远的距离使得留守儿童问题特别突出。当然,除非一个孩子在家经历家庭暴力,每一个孩子都应该与家长在一起。

ChrisSteele-Perkins: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很多孩子不能与家人团聚,农村地区的贫穷恐怕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收入太低,没有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家长经常不在家,把孩子托付给多是老人的家属,老人本身就很老了,且需要别人照顾。虽然很多家长离开家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并且是为了家庭利益挣钱,但是有时他们却会在城市找到新的伴侣,并离婚或与孩子彻底断绝关系,很多家庭因此四分五裂,而这些孩子的年龄都还比较小,我确信这对他们的成长一定有消极影响,并且对于社会甚至是父母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ChrisSteele-Perkins:有太多太多了,这是我一生的故事。我不得不承认,在眼看着那颗炮弹落地的瞬间,我们正在开阔的山顶拼命往下跑。这一刻,我心里想再也不能干这样的事了。我有两个孩子,我要为我的安全着想,要对家庭负责。在阿富汗我学到了家庭和朋友的重要——这比拍摄一张照片更重要。

我拍摄对于我最重要的东西,最感动我的东西。我试图用摄影去理解我不理解的东西。我的

家庭背景相对优越,舒适的英国中产阶级,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都无法享受如此生活。

ChrisSteele-Perkins:没有遗憾,这次项目非常顺利和圆满地完成了。当然希望还能再来。

田麒:“社会责任”或者“情怀”不应该是一个属于“70后”、“80后”的词,而是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和对于人生理解的加深自然形成的。确实,目前在与我们一同工作的人里我算年龄小的,而我相信当“00后”甚至“10后”成为新的社会动力时,现在的“90”后会变得比“80后”还有责任感。换句话说,元纪实工作的意义可能被现在的70、80后理解,但对于我这样的90后来说,它的意义会在以后慢慢显现出来。

田麒:从大学毕业前我便开始做一些自由的纪实工作:在塔吉克斯坦帮助他们妇联下的一个NGO拍过独立的女性企业家;在马拉维帮助当地的工会拍过辛苦的烟农;大学时我还在欧盟和国际移民组织的支持下拍过中国在意大利的移民。后来逐渐认识了更多的摄影师,包括许多马格南的大师。我发现对于摄影师来说,拍摄具有社会意义的项目不仅是少数的收入来源(NGO),更是他们继续做摄影师的动力之一。

留守儿童项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我觉得我们可以像前一段获奖的电影《12年》一样,长时间地纪录“留守儿童”,看看他们以后都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当“小皇帝”被社会舆论广泛讨论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家长受的苦不能让孩子再受了”。那么“留守儿童”未来是不是不会让他们的孩子留守呢?

生活在大城市,我们很容易对生活和环境产生愤世嫉俗的心情。以这样独特的方式游走西部山区,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看到这种振奋人心的不一样。元纪实已经计划了好几个后续的项目,我们关注“中国人”生活的大环境,不仅限于留守儿童的话题。

问:当时打算启动这个项目时,斯蒂尔曼人手,资金等问题都是如何解决的?目前项目有多少工作人员,都是全职吗?

田麒:打算启动这个项目时,我们只有两个人。缺钱和缺人是很现实的问题。经过朋友的帮助,我们自筹资金组成了一个五人的团队。中间有人退出,也有人加入。现在保持在四个人,大家都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全力投入的伙伴们都是因为有一种情怀在,希望能够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当然,现在的资金和人员配备还是不够的。

简单来说,元纪实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益组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提升公益组织的品牌和影响力。

田麒:马格南是一个传奇的摄影社,它代表了无限的人文关怀和精神价值。选择“马格南”就是选择了最精湛的摄影技巧和最高尚的道德价值。

但选择“马格南”并不等于选择“外国摄影师”。马格南的摄影师来自世界各地,比如这次拍摄留守儿童的摄影师ChrisSteele-Perkins,他是英国人,但并不只以拍摄英国的照片出名。马格南摄影师有一种独特的,能够将属于一个时代的特征抓住的能力,他们的照片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能够得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肯定。这种能力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和在全世界范围内拍摄经历的基础上,我们很看重摄影师在这个方面的贡献。

邀请SteveMcCurry, DavidAlanHarvey,ChristopherAnderson,ChrisSteele-Perkins来中国基本上都是一个电话或者邮件搞定的。而推敲具体的选题,拍摄方式往往会花掉很多时间,他们也都很忙,所以找到合适的时间非常不容易。

问:最终选择藏区学校进行拍摄的因素是什么?一共走访了多少学校,接触了多少孩子?期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画面?

田麒:拍摄地的选择,是由我们和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讨论决定的。之所以选择青海、云南和安徽这三个拍摄地区,我们希望通过Chris的拍摄反映中国西部,南部,及中东部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现状。我们共走访了11所学校、5个教学点、1所幼儿园。走进了50个学生、10个老师家中。在这一个月的拍摄途中,在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家庭,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与际遇后,我们逐渐感触到了另一个“中国”,它真诚、怀旧又让人耳目一新。

问:在拍摄过程中,摄影师Chris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接触中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田麒:Chris不愿意被人问他“使用什么相机”,进出山区几个星期,我们一直背着两台“行业标准”的全画幅数码单反和三个镜头,但是整个项目却是由一台微单和一个不到四千元的变焦镜头完成的。“摄影师”是Chris的名片,但我感觉对他来说,“摄影”同“相机”一样只是他看世界、了解世界的工具。

举个例子,Chris经常会让我把车停在路边,他会饶有兴趣地拍拍风景。我总开他的玩笑说“这是要为元纪实印挂历吧”。对他来说,照片是他与世界的联系。当然,我们也会聊很多关于拍摄对象的问题,Chris一直反复和我探讨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留守儿童的祖父母不在了,他们该怎么办。在他看来,中国太大,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没那么简单。

问:在走访拍摄的过程中,你看到的留守儿童的现状是什么?不止是留守儿童,还有当地的教师状况。他们最急需的是什么?

田麒: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我们走访了学生韩雪的家。韩雪的奶奶是一个特别积极乐观的人,也是所有我们家访老人当中最不拘束的一个。奶奶身体还很硬朗,有时一个人要照顾四五个孩子。当我们问起照顾这么多孩子辛苦不辛苦的时候,奶奶说:“带孩子就带呗,也没有办法。孩子爹妈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韩雪的父母和叔叔都在外面打工,但是在外生活也不易,有时寄回家的钱也很少。奶奶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最近,韩雪的父亲因为总是头痛,所以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我想当老师。”韩雪十分坚定地描述着她的梦想。“我想回到这里当老师。”在很多孩子眼里,这里的老师是改变命运的桥梁。韩雪有一个幼时患了小儿麻痹现在常年卧床的哥哥。她每天都会花很长的时间给哥哥按摩,怕哥哥会肌肉萎缩。哥哥的身体以一种扭曲的姿势躺在床上,双手还被皮筋捆着。但是韩雪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可能陪伴哥哥,让哥哥不感到孤单。“你想爸爸妈妈吗?”“想啊。”“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她的回答则是长时间的沉默。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能够强烈的体会到,留守儿童对于父母的思念,当然也有一些个别的孩子,因为父母在外打工时间过长,对父母的陌生感与日俱增,祖父母成了他们生活的依靠。但由于年龄的代沟,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多,所以这些孩子往往比较沉默寡言。我们不能够盲目的断定留守儿童的心理都是有缺陷的。但是他们一定需要心理上的疏导。

田麒:多吉卓玛是为数不多的走读学生,我们开车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她的家。卓玛的姥姥迎我们进了她们租的屋子。但是进了房间之后,我们发现根本没有地方坐。房间实在是太小了,只能装下两张床(一大一小)和一个炉子。这个房子类似于非典或者地震时期盖的简易房,那种只能遮风避雨的塑料板搭成的小棚子;即使这样,房租仍对于卓玛祖孙来讲是一笔不少的支出。姥姥说因为拉电太贵,家里一直没有电,每天卓玛只能点蜡烛学习,久而久之所有的墙就都被熏黑了。卓玛的姥姥有一个牧场租了出去,每个月只有三百多元的收入。而这是他们祖孙俩全部的收入。

“其实要是回去做牧民肯定会比现在挣得多。但是我要去放牧的话,就没有人照顾卓玛生活上学了,只能把牧场租出去。”卓玛的姥姥一直强调她不能让卓玛辍学的想法。

卓玛的父母是包办婚姻,卓玛爸爸对妻子一直不好,卓玛妈妈上吊自杀。父亲之后再婚,就再也没有关心过卓玛了。

当我们问卓玛长大想要干什么的时候,她默默地哭了起来。你我儿时都被问过这个问题,科学家,月球工程师,明星,我们那时眼睛里面总是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幻想和憧憬。而对于卓玛来讲,这个问题却如此复杂。

那天,我们一共走访了三个孩子家,每当问起“将来有什么梦想?”的时候,他们都哭了。我当时特别想安慰他们,但那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好,感觉语言特别的苍白无力。

田麒:首先与转瞬即逝的“现象”不同,一张(组)照片能够将这个瞬间保留到永恒。那么50年后这组照片的意义就是“50年前,在中国XX省的XX县有着XX一家人过着XX的生活”。它的意义无法用现在的价值和方式估量。也许那时留守儿童现象仍然还有,那么大家可以以这些照片作为参考,检验过去的工作。

其次,元纪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益组织”,我们非常敬佩那些工作在第一线的公益组织成员。我们的专长是通过纪实形式帮助他们产生宣传材料并为特定的话题寻找话语权。除了在媒体上发表我们的原创材料,元纪实还将免费授权多个相关公益组织使用这些照片,通过他们的渠道和力量为留守儿童带来真正的帮助。

问:你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如果单单只是拍摄这组照片并公布,似乎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是否考虑将这些照片发给有关部门以此引起他们的关注?

田麒:元纪实的能力有限,而且术业有专攻,我们做好纪实编辑工作是第一位的。真正对某些现象产生影响的是在第一线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老师、公益组织。

除了拍摄记录并且帮助传播,我们还会逐渐做一些咨询性的工作。或许你可以把元纪实的摄影师看作公关方面的咨询师,他们懂得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材料,并且懂得传播和扩大参与度,我觉得未来与我们合作的公益组织也能学到很多。我们很快会做一些类似“冰桶挑战”的互联网参与性活动。

除了被动地看照片,听故事,我们也欢迎更多的组织机构主动地找我们聊聊,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新的项目。

问:国外是否有类似中国留守儿童这样的群体呢?如果有,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儿童的生活和心理以及教育等问题。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国内留守儿童的现状?

田麒:外国当然也有“留守儿童”的问题,但是因为文化差异,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征。比如我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现很多家庭都有几个家庭成员出国打工,但是很多比较大的家族都居住在一起,“留守”的现象似乎没有中国这样集中。在其他地区,有很多家长长时间出差或在其他国家工作,但是因为地域没有中国这么大,回家的次数能够多一点。与中国一样,当成长中的孩子无法生活在“正常”的家庭环境时,学校便成为了辅导心理的最佳环境和地点。

我们走访的学校,大多数都在建立“留守儿童关怀中心”,希望通过各类型的活动,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上的辅导。

我们需要意识到留守儿童每一个个体的情况是十分不同的,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也是存在差异的。同时,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给他们贴上标签,留守儿童并不等于问题儿童。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要关注每一个个体。当然,这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教育本身就不是一蹴而就,想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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